第286章 金钱的诱惑（2/2）

“我……我签。”一个中年男人站起来，声音发颤。他儿子要结婚，正愁没房子。

“我也签。”又一个。

陆陆续续，有七户人家在意向书上签了字，领走了一万块钱。他们攥着厚厚的钞票，手在抖，脸在发光。

刘海中没签。他看着别人领钱，心里像猫抓一样，但终究没站起来。老伴死死拽着他的衣角，小声说：“再想想，再想想……”

阎埠贵也没签。他坐在角落里，看着儿子焦急的眼神，看着那些领钱的人，内心在激烈挣扎。

陈天佑看着这一幕，满意地笑了。七户，是个不错的开始。只要有人带头，就会有更多人跟进。

他相信，金钱的力量，无人能挡。

联谊会后的几天，四合院里气氛微妙。

签了意向书的七户人家，既兴奋又不安。兴奋的是手里有了一万块钱——这是他们几年都攒不下的数目。不安的是，总觉得邻居看他们的眼神不对。

没签的人家分成了几派。

以何雨柱、秦淮茹、易中海、老张师傅为首的“坚守派”，坚决反对出售。他们召开了紧急会议，商量对策。

“七户签了，还有二十一户。”何雨柱在白板上画着，“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大多数人，形成共识。”

“难啊。”易中海叹气，“十万块的诱惑太大了。尤其是那些家里有困难的，比如老孙家，儿子要结婚；老王家，老人生病等着用钱……”

“钱的问题可以想办法。”秦淮茹说，“咱们的文化基金不是有收益吗？能不能给困难户提供低息贷款？”

“杯水车薪。”李卫东摇头，“文化基金总共就几万块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”

一直沉默的棒梗突然开口：“何叔，我觉得……咱们得让大家明白，卖了院子，失去的比得到的多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何雨柱看向他。

“这院子不只是房子，是咱们的根。”棒梗站起来，“我在乡下三年，最想的就是这个院子。回来看到院里的一草一木，都觉得亲切。要是卖了，搬进冷冰冰的楼房，邻居互不认识，那还是家吗？”

这话说到了大家心里。

“棒梗说得对。”老张师傅激动地说，“我爷爷传下来的手艺，是在这个院子里练成的。这儿的每一块砖，每一片瓦，都有故事。卖了，故事就断了。”

会议决定：挨家挨户做工作，讲清楚利害关系；同时，争取陈伯儒先生的支持。

但他们的工作刚开展，陈天佑的反击就来了。

首先遭殃的是李卫东。

他的剪纸屋最近接了个大单——一家涉外宾馆订了五十幅剪纸作品做装饰，总价两千元。这是李卫东接过最大的单子，他和王秀兰没日没夜地干了半个月，眼看就要交货了。

这天，宾馆采购部突然打来电话，说要取消订单。

“为什么？”李卫东急了，“我们快做完了！”

“不好意思，我们找到了更合适的供应商。”对方语气冷淡，“违约金我们会付，按照合同，百分之十，两百块。”

“不是钱的问题！我们花了多少心血……”

电话挂了。李卫东瘫坐在椅子上，脸色惨白。王秀兰跑出去打听，回来时眼睛红肿：“是陈天佑……他找了别的剪纸艺人，价格比我们低三分之一。”

明目张胆的挖墙脚。

接着是棒梗和春妮的小吃店。

对面空置了半个月的店铺突然装修，一周后开张了，招牌是“南北小吃城”。卖的东西跟棒梗他们几乎一模一样：山东煎饼、炸酱面、打卤面……但价格便宜一半。

煎饼卖一毛五（棒梗卖三毛），炸酱面卖两毛（棒梗卖五毛）。这根本是亏本买卖。

更过分的是，开业那天还请了舞狮队，敲锣打鼓，把整条街的人都吸引过去了。棒梗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

春妮站在店门口，看着对面的热闹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

“春妮姐，咱们……”帮工的小玲不知该怎么办。

“照常营业。”棒梗咬着牙，“他们便宜，咱们就比质量。我就不信，真材实料干不过偷工减料。”

但现实很残酷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们的营业额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。每天的收入连房租都不够。

第三天晚上，更恶劣的事情发生了。

棒梗和春妮关店回家，发现店门上被人泼了红油漆。鲜红的“拆”字歪歪扭扭，像一道伤口。玻璃窗也被砸碎了，碎片散了一地。

春妮吓得尖叫，棒梗赶紧把她搂在怀里。

“谁干的？谁？！”棒梗冲着空荡荡的街道吼。

没有人回答。只有冷风吹过，卷起地上的碎纸。

秦淮茹的面馆也遇到了麻烦。

先是来了一拨“职业差评”的客人。五六个人，点了一桌子菜，每样只吃一口，然后开始挑刺：

“这炸酱面太咸了！”

“炒肝有腥味！”

“包子皮厚馅少！”

嚷嚷着要免单，不给免就威胁要举报。秦淮茹忍气吞声，给他们打了五折，这些人才骂骂咧咧地走了。

第二天，卫生局、工商局、税务局的人接连上门检查。虽然查不出什么问题，但三天两头来，生意根本没法做。

更让秦淮茹心寒的是，院里开始出现风言风语。

“秦师傅，听说你要把面馆卖了？能卖多少钱啊？”

“人家陈老板给十万呢，你面馆一年能挣十万吗？”

“要我说，卖了得了，省得整天提心吊胆。”

这些话，有的是签了意向书的人说的，有的是看热闹的人说的。秦淮茹听了，只当没听见，但心里像堵了块石头。

何雨柱也没闲着。他通过轧钢厂的关系，暗中调查陈天佑的背景。

调查结果让他心惊：陈天佑的天佑实业，表面上是香港公司，实际控股方是深圳一家地产公司。这家公司以“旧城改造”为名，在深圳已经拆了三条老街，建起了高档商业区。

“他们的模式很固定。”帮何雨柱调查的朋友在电话里说，“先高价收购产权——或者使用权的转让权，然后以‘危房改造’‘城市更新’的名义申请拆迁许可。拿到许可后，原来的补偿承诺往往大打折扣，但居民已经搬走了，想闹也没法闹。”

“这是诈骗！”何雨柱怒了。

“但合法。”朋友叹气，“他们钻的是政策空子。现在各地都在搞建设，这种‘商业运作’很常见。”

挂断电话，何雨柱坐在办公室里，久久不语。

晚上回家，他把调查结果告诉了冉秋叶。冉秋叶听完，沉默了很久。

“柱子，你还记得我父亲吗？”她突然问。

何雨柱一愣。冉秋叶的父亲是大学老师，文革时受迫害去世，她很少提起。

“我父亲说过一句话：资本逐利，温情只是面具。”冉秋叶轻声说，“陈天佑现在开高价、许承诺，是因为他需要居民自愿搬走。等大家都搬了，他拿到地了，那些承诺还能兑现多少？”

她握住丈夫的手：“柱子，这场仗很难打。但咱们必须打，为了这个院子，为了这些人。”

何雨柱重重点头：“我知道。”

但局势在进一步恶化。